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这是国共双方在江西苏区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为惨烈的一次大规模较量。与前四次不同，国民党军改变战术，采取持久消耗与堡垒推进相结合的策略；而红军指挥层放弃成熟经验，机械执行阵地防御战法，最终未能打破封锁，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踏上战略转移之路。
蒋介石在战前完成周密部署。1933年上半年，他在庐山开设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指导，系统传授堡垒战术与封锁作战理念。同年夏秋之交，国民党军调集约50万兵力，编成北路、东路、南路、西路四军，形成四面合围态势。北路军为主攻集团，依托公路与碉堡逐步压缩苏区空间；东路军负责福建方向封锁，切断红军对外通道；南、西两路担负牵制与堵截任务。其核心打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碉堡群构成封锁线，配合重炮与空中火力，逐步蚕食根据地，不与红军进行运动野战。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率先向黎川发起进攻。驻守当地的红军力量薄弱，9月28日黎川失守。此时红军指挥权由博古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两人拒绝采纳运动歼敌的建议，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极端方针，命令主力部队北上强攻，试图立即收复黎川。10月，红军先后进攻硝石、资溪桥等国民党军坚固据点。敌军凭借碉堡固守，以火力杀伤红军，红军连续攻坚不克，伤亡增加，被迫撤退。开局阶段的主动攻坚，使红军主力陷入被动，丧失了机动歼敌的机会。
初期进攻受挫后，指挥层转而采取全面防御、分兵把口的策略，要求“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以简陋工事对抗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红军被分散在漫长防线，处处设防、处处薄弱。1934年1月，国民党军完成对苏区的全面封锁，经济与物资封锁同步收紧，苏区兵员、弹药、粮食补给压力持续加大。在此后数月的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等战斗中，红军官兵坚守阵地，但在火力差距下难以持久，防线逐步收缩，战场主动权完全落入敌军手中。
1934年4月，战局走向关键转折点。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兵力，在飞机与重炮掩护下猛攻广昌。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面门户，一旦失守，苏区腹地将无险可守。李德、博古拒绝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避免决战的建议，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死守广昌，与优势敌军展开阵地决战。4月10日至28日，红军依托临时工事顽强抵抗，多次发起反击，但在国民党军立体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4月27日敌军总攻，28日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的阵地消耗战，红军主力受损严重，中央苏区北部防线彻底崩溃。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从北、东、南三面加速向苏区中心推进。红军继续分兵防御，在古龙冈、高虎脑、万年亭等地展开阻击。这些战斗虽迟滞敌军推进，但无法扭转整体颓势。到1934年7月至9月，苏区范围大幅缩小，红军已失去内线歼敌的条件，物资极度匮乏，兵力难以补充，继续固守已无可能。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进抵瑞金、会昌一线，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即将被占领。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突破封锁线向西转移。持续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以红军失利告终，中央苏区陷落，长征由此开始。
纵观全程，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由双重因素共同决定。国民党军方面，兵力装备占据绝对优势，战术调整精准针对红军弱点，封锁体系严密有效。红军方面，指挥层脱离实际，机械照搬国外作战模式，否定前四次成功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经验，从冒险进攻到消极防御，连续出现战略误判，导致红军主力在消耗战中不断受损，最终失去坚守根据地的条件。这场较量证明，脱离国情与战场实际的指挥方式，即便官兵作战坚决，也难以弥补战略层面的缺陷。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但也促使党内与红军内部深刻反思。此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指挥错误配资门户一家天下，重新确立符合实际的作战指导，为革命力量保留火种、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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