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英勇的指战员们以血肉之躯，在革命史册上谱写了悲壮而英勇的篇章。在那个时刻，我身为军部的一名参谋，有幸跟随叶挺军长等领导同志，亲身参与了事变的全部过程。
叶挺
党中央鉴于当前局势，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向何应钦、白崇禧发出复电，即所谓的“佳电”，对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和污蔑进行驳斥，并坚决拒绝从华中撤军。然而，考虑到整体大局，我党亦作出妥协，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调往长江以北地区。
新四军面临撤退至皖南北渡长江的抉择，首要考虑的便是选择哪条路线以及何时启程。向北渡江的路线共有两条：第一条是循码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直至竹箦桥、水西地区（即原江南指挥部的所在地），再穿过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抵达苏北；第二条则是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至无为。前者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之间常用的路径，沿线皆设有兵站，每站均配备民运工作组，拥有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这条路线得到了顾祝同、上官云相的认可，被视为一条“合法”路线。从泾县云岭出发，沿此路线前行，需时五至六天。然而，项英当时特别强调必须防范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认为走此路线存在安全隐患，因而犹豫不决，错失良机。
第二条路线，系军部与江北指挥部间往来的主要通道，其显著优势在于路程较短，仅需一日即可抵达铜、繁地区，翌晚便能顺利渡江；即便夜间连续行军，亦能实现渡江。此区域沿长江两岸均为我方势力范围；沿途除少数日伪封锁线外，未涉足国民党防区，便于部队行动保密。11月下旬，军部派遣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率少数精锐人员前往侦察并部署渡江事宜。在第三支队和游击队的协助下，他们迅速征集了近200艘船只，设有12个渡口可同时启动，一夜之间可输送7500人过江；对敌伪的活动规律亦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按照批准的行动计划，我们已准备好行军命令和行军路线图，只需军首长下定决心，填写日期即可。然而，项英仍旧犹豫不决。
在我军按兵不动之际，蒋介石于12月10日私下密令顾祝同，禁止新四军穿越苏北地区南渡。进入12月下旬，顾祝同与上官云相联合调遣了七个师的兵力，对我军构成了严密的大包围态势。
“若犹豫不决，缺乏自决之能，面对敌对势力的夹击，你们的处境将极为危险。”在中央的严厉批评之后，新四军军分会方于12月28日作出北移的决定。
项英
第一纵队下辖老1团与新3团，共计约三千人；第二纵队则由老3团与新3团组成，大约有两千余人；第三纵队则包括了5团以及军特务团，同样约有两千余人。此外，军直属队和教导总队的人数约为一千人。
1941年1月4日晚，皖南各部队兵分三路展开行动。一纵队，作为左路纵队，从土塘向大康王邻近区域集结，预定于5日晚间穿越球岭，向榔桥河地域进发；二纵队，即中央纵队，自北贡里至凤村附近地域集结，同样计划于5日晚沿高坦、丕岭方向，向星潭进击。与此同时，军直属部队及教导总队紧随二纵队行进，而军部机关则驻扎于潘村。至于第三纵队，即右路纵队，其主力率五团抵达茂林周边地域集结，而特务团则于4日晚抵达铜山地域集结，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等地，同时实施对太平的佯攻。
那一晚，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与军部机关同行。一同前行的，还包括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率部抵达青弋江畔。各路纵队正筹备通过章家渡的浮桥以渡过江河。然而，连日降雨导致河水猛涨，水位上升逾一尺，河床宽度随之增大，使得原本由美孚火油桶搭建的浮桥长度不足。于是，工兵们在桥的两端临时加长了桥身。但在部队过桥时，由于拥挤不堪，仅千余人得以成功渡河，浮桥随即断裂，无法继续承载。部队不得不在河中徒步涉水，场面颇为混乱，行军速度因而极度缓慢。
6日下午，军首长紧急召集各纵队首长举行会议，作出重要决策：一纵队全体将士将进军球岭，二纵队则负责丕岭的攻略，军直属部队（含教导总队）将伴随二纵队一同前进。三纵队（除5团外）将攻占高岭，而5团则肩负起全军后卫的重任。会议还明确指出，行动将从6日黄昏开始，预计7日拂晓前通过各岭，正午前抵达榔桥、星潭地区（位于旌德北部）。
遵循既定规范和现场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对上人梯架体整体结构的稳定性验算，立杆底座的承重能力和地基承载力计算，以及连墙件的安全性能评估，结果表明，该搭设方案完全符合安全要求。
6日晚，我军各部依照预定计划，持续向星潭、榔桥进发。行进中遭遇敌40师、52师的阻击，皖南战役的枪声随之响起。起初，我军攻势顺利，至7日凌晨，各部队已成功夺取了多个山头。二纵队在穿越丕岭时，遭遇敌人一个连的抵抗，但被我军前卫部队击溃。军部紧随其后，于7日上午10点亦通过丕岭，于山脚下的茅舍稍作休整。此时，二纵队前哨部队已向丕岭以东推进，抵达星潭周边；星潭周边的高地被敌40师所控制，我军受阻，交火甚为激烈。身为作战参谋的我，对前方战况了解有限，便带领一名通信员前行数公里以探明战况。正在我询问详情之际，周子昆副参谋长亦至，不久后叶挺军长亦到来，他们一同前来观察战场，我对首长们进行了战况汇报。周子昆副参谋长向叶军长建议是否应返回与项英副军长商讨战事，叶挺同志点头同意，遂返回丕岭山下的草棚与项英商议对策。
“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能无决心。我愿意服从错误的决定，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出决定。”最终，项英决定放弃星潭，部队后撤至丕岭以西，并令5团控制高岭，准备向太平进发。此举打乱了原定在星潭会合的部署，导致部队士气受挫，指挥员们意见不一。在丕岭山下的7小时会议中，我们错失了战机，并作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带来了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
7日夜，军部抵达里潭仓。
里潭仓，一座隐匿于山谷深处的小村落，东通丕岭，南连高岭、濂岭，西达高坦达茂林，实乃山谷间的重要交通枢纽。我军抵达里潭仓时，恰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分，遂在此地扎营，实则露营。除军首长及作战、机要等部门入住几间茅屋外，其余将士便在山坡上的林间歇息。翌日，即1月8日中午，部队启程前往高岭。沿路行军约两三个小时，不慎在岔道口误入濂岭。此刻，特务团已撤退至濂岭，与敌79师展开对峙。正当全军掉头，转向高岭时，又闻敌79师另一支部队正沿高岭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势。无奈之下，军部只得重返原点，于里潭仓再次宿营。
夜幕降临至九点左右，据悉，上官云相指挥国民党军队加强包围，命144师从茂林进军高坦，封锁我方退路，意图在此山区围歼我军。军领导迅速商议后，即刻下令部队出发，抢先突破高坦、茂林防线，沿铜陵、繁昌一线向北突围。周子昆副参谋长留我负责组织后续部队，并将自己的马匹赠予我，令我完成任务后迅速追上大部队。领导们离去后，我留下调度后续部队，紧急调派3团兵力至前线。抵达高坦时，雨仍在下，战士们纷纷淋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亦在雨中站立。我下马报告部队集结情况，并指出此刻正是3团在行进。茂林方向枪声密集，但无人下令，亦未明确指示行动方案。我询问周围同志，得知叶挺军长在附近徐家祠堂休息，遂请参谋长召唤军长。抵达军长处，他正与副官、警卫及侄儿等人在厢房烤火。我汇报情况，建议领导共同商讨对策，但未提及参谋长的指令。军长情绪激动，明确表示唯有坚决突围。我不再多言，蹲下烤火。沉默中，我提出外出了解情况后复命。返回途中，未能找到项、袁、周，只得返回向叶军长报告。随后，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及多位科长、参谋、后勤干部陆续到来，自发讨论突围事宜。叶军长保持沉默，实则是在聆听众人意见。最终，他起身表示，大家的建议都很中肯，当前形势严峻，但我们有责任，关键在于团结一致，发挥勇敢精神，定能击退敌军，突破重围，无需畏惧。
9日凌晨，天色微明，我部司令部人员纷纷向军长汇报了已掌握的敌情。军长随即下令，派遣教导总队加强3团的战斗力。经过一番激战，敌114师被迫撤退至茂林。傍晚时分，部队撤离阵地，撤出高坦，向东北方向进发。为规避敌军袭击，我们沿山边行进，走走停停，直至拂晓方抵达石井坑。我在沟中询问过往人员，得知各部人员均在，但具体情况无人能详。就在此时，偶遇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我向他请教应对之策，他指示我们应迅速上山，不宜在此逗留，并将军长安全背至山上。继续前行，我又遇到了原老3团1营的号手张有利，嘱其吹响号角，与周边部队取得联系。
首先，命令第5团迅速占领石井坑周边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确保部队休整安全；其次，通知各部队就地收容散兵游勇，进行整顿，恢复体力；最后，指示政治部与后勤部携手，与地方当局保持联系，做好群众工作，采购牛、羊、猪和粮食，确保部队能享用一顿丰盛的饭菜，改善生活条件。这三项举措堪称英明。到了10日下午，项英等同志陆续归队，与叶挺、饶漱石等战友重逢。
在经历了10日的收容整顿之后，现余约5000人。经过一番组织与整编，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显著提升，随即对守备部队的任务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1日至12日，尽管敌人两次发起了全面攻势，但都被我军成功击退。
13日的下午，敌军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攻势。此时，我方5团在东流山的防御阵地被敌人攻破，造成重大伤亡。尽管我方军队拼尽全力反击，终未能将阵地夺回。与此同时，我特务团的防线也遭受敌军40师从薄刀岭发动的突袭而告破，战局迅速陷入混乱。面对如此危急形势，军部首脑们经过深思熟虑，果断作出决策，决定兵分两路实施突围：由叶挺、饶漱石带领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率领的另一路，而其余各部队则向四周分散进行突围，总的目标是前往苏南或是经过铜陵、繁昌一带抵达皖中，力求最大程度地保全部队的骨干力量和战斗活力。
在历经重重艰难险阻与曲折之后，2月15日的上午，我与胡立教、扬帆等战友抵达苏北东台，我军1师的师部。在那里，我们有幸见到了陈毅代军长和粟裕同志。当天下午，我们向陈、粟两位首长详细汇报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
16日，随着黄昏的临近，我们抵达了盐城。赖传珠参谋长派遣我及胡立教同志即刻前往军部，向刘少奇同志汇报情况。刘少奇同志就皖南事变的教训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主要失误在于未能遵从中央指示，深入敌后，树立民族抗日的大旗，以求得自身的发展壮大，反而被统一战线所束缚，导致行动受限。他比喻说，在皖南那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坚守了三年，不仅未等到兔子，反而招致了猛虎，最终反噬自身。他指出，我们对于皖南事变的经过情况原本有所了解，但不及你们的汇报来得详尽。他最后强调，作为首批从皖南突围至新军部的同志，你们对情况最为清楚，中央急需此类材料。我们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代表中原局起草了一份电报，详尽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情况。这份报告，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皖南事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记取；我军广大指战员在事变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将永垂后世、光照千秋。当时不少同志与敌激战，冲出重围，北上回到了部队；不少同志虽被俘囚禁于集中营，但他们英勇不屈，举行了多次暴动，继续斗争；还有不少同志坚持原地打游击，直至1949年与我南下大军会合。皖南事变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在全国人民及民主党派、海外侨胞、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我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重建军部，更加发展壮大起来，继续驰骋抗日疆场，转战大江南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段内容节选自叶超于1981年5月在安徽芜湖举办的中国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的首届年会上的讲话上海配资炒股，题为《悲壮的史诗——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叶超同志不幸于1988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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