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股论金配资率性与任真：从“童心说”看李贽的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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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壹期

文章作者：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鲁东海

李贽是明朝重要的思想家，他善于思考，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李贽针砭时弊，反对理学空谈，反对传统伦理对女性的歧视与贬抑，认为女性中不乏杰出分子，她们应该拥有某些权利。其女性观率性而任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时人目为异端。近年来学界对此多有关注，一些文章认为李贽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笔者研读后发现这些研究普遍存在明显缺陷：一是研究方法上，分析缺乏历史的动态感和生成性，没有真正理解李贽思想形成的事实逻辑；二是评价结论上，论于史前，先入为主，存在盲目拔高的情形。

李贽

一次与友人论文时，李贽曾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 本文拟借李贽的“为文之道”，从其“童心说”切入，沿着他的生活轨辙与思想逻辑，由内而外地观察和剖析他的女性观。

一、“童心说”：尽情绽放率性与任真的个性

宋代儒学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形成理学。其中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的朱熹成就最为突出，因此理学也被称为“程朱理学”。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遵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这一思想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束缚了人们的精神追求。耿定向是一名理学家，他是李贽的论敌。他于万历十四年（1586 ）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李贽“以妄乱真、坏教毒世”，是个“纵情任欲”的人，李贽得知情况后予以反驳，写成《童心说》一文，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

李贽认为童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是未受俗世污染的清纯童真，它是做真人、说真话、做真事、写真文章的前提。“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童心本来是每个人都有的，为什么后来丢失了呢？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

“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访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

李贽认为那些经过腐儒们不断穿凿附会，汇集而来的经籍，真伪难考，已经成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而人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之中，便不可避免会受到外界“闻见道理”的浸染，“童心”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遮蔽，即李贽所说：“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这里的闻见是指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的社会习俗，道理是指官方认定的价值观念，美名、丑名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为尺度衍生出的社会评价，个体在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下便会丢掉最初的童心，若失去童心，真心便也会失去，便无法做一个“真”人。耿定向“恃真斥妄”，批评李贽“坏教毒世”，意在借圣贤名教的权威维护封建伦理纲常，李贽却“明真揭假”，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抨击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否定其本身的权威性，将假人、假文、假道学的真面目揭露在世人面前。李贽遵从“童心”引领，已至耳顺之年，在《童心说》一文中尽情地绽放了率性与任真的性格。

李贽约自四十岁开始，从“奔波生计”转变为“折节向学”，由阳明心学进入学术的堂奥，所谓“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当是指他在北京礼部任上穷究心学的情况。李贽接受心学基本观点，既把“心”看成是宇宙的本原，也把“心”当作思考的路径，认为弄通心之本体，则一通百通。后来，李贽赴南京刑部工作时，追随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罗汝芳、王襞等研习心学。同时，李贽还深入探究佛学，研读老庄，至定居麻城龙湖写作《童心说》时，已能将儒、释、道三教融通，思想渐趋丰富和成熟。综合来看，李贽的“童心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 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

儒、释、道三家对“最初”，即“人之初”的解释并不一致，李贽偏向于佛家，为“父母未生前”。李贽认为“童心”的基本状态就是佛教所谓的“空”与“净”，与之相对立的应是父母生之后的“闻见道理”，就是所谓的“染”，人出生后一旦闻见道理就破坏了最初的童心。

罗汝芳三教图轴

2. 童心即“真心”，做人必须做“真人”。

庄子《大宗师》用三千余言谈“真人”，李贽特别欣赏这一篇，做了三千余言的注解。李贽虽然也谈禅论道，但是坚决反对空谈心性。李贽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观察到“人性本私”：“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他崇尚庄子主张的道法自然，认为儒家所谓的仁义道德不合乎自然本性，所以，李贽每每论及人的本性时，多以“真人”为标准，批判儒家以仁害性，指责理学家假模假样、口是心非。

3. 童心即“直心而动”，率性而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强调顺从人的自然本性。他所希望的社会状态是“各人各自有过活物件。以酒为乐者，以酒为生，如某是也。以色为乐者，以色为命，如某是也。至如种种，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业，或以文章，或以富贵，随其一件，皆可度日”。总之，任何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口里说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遵照内心的召唤，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与“快乐”。

李贽的“童心说”以“本心”（即“童心”）为基础，以“真心”为内核，以“直心”为表现，三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构成一个整体，在内为李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外为李贽的性格面貌，进而深深地影响着李贽的女性观。有学者认为：“童心说”是李贽生命的底色，贯穿于李贽整个思想体系和毕生的生命实践中。因此，掌握李贽的“童心说”，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他的女性观。

二、“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为史书中奇女子鸣不平

李贽初到黄安，于耿家天窝书院教书之余，阅注史籍颇有心得。万历九年（1581 ）冬，他在给挚友焦竑的信中说：“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在这封信中，李贽表达了为“辨雪冤屈”，要“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的狂妄的历史观。《藏书》是李贽最重要的史评著作。万历十六年（1588 ），李贽完成了初稿并抄录了一份给焦竑，请他校订文字并作序，此后数年自己又多次删改。书中选取了春秋战国至元代的800 多位历史人物，在卷六十三、六十四《亲臣传》中重点品评了31 位女性。书中对武则天善于用人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矣”，“试观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万世之公鉴矣”。讲到杨贵妃时，李贽认为发生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不在杨氏兄妹而在唐玄宗本人，“亲平韦氏，身见色荒，父子兄弟，日夕忧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胜诛哉！”提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之事时，李贽认为“当大喜，何耻为？”“正获身，非失身”“归凤求凰，安可诬也！”李贽的评论为武则天、杨玉环、卓文君等女子翻了案，纠正了以往好事者对这三位女性所使用的“牝鸡司晨”“女子祸水”“私奔”等污蔑之词。后来李贽因反对道学而与耿定向意见冲突，不久便从黄安迁居麻城。此时，李贽又把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焦竑的《焦氏类林》两本书重新分类编辑，批点评论，定名为《初潭集》，于万历十六年（1588 ）出版。在编排著作目录时，李贽打破了传统的五伦关系，将夫妇放在首位，将君臣放在最末。在《夫妇篇总论》中，李贽强调说：“夫妇，人之始也……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后来刻印《焚书》时，李贽又将这篇文章放入，并在标题边上加了四个小字——“因畜有感”，意思是说，自己的想法受到人口延续的启发。在夫与妇相互结合，维系人类繁衍的过程中，李贽强调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已故著名哲学家孙叔平先生认为，《夫妇论》的观点是唯物的，有利于否定宋明理学虚无缥缈的“一”“理”“太极”等概念。在《初潭集》卷二“才识”“言语”“文学”中，李贽赞赏了80余位女性，并在“才识”篇后评说道：“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过人，识见绝甚，中间信有可为干城腹心之托者。”大胆地称赞她们“是真男子”，甚至“男子不如也”。“言语”篇中评价东晋才女谢道韫“大有文才……一人可分三四人”。可见《初潭集》与《藏书》拥有一贯的历史观，即对封建旧伦理的蔑视和对女性的尊重。

武则天

旧传统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李贽却为女性歌唱和扬名，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呢？我们不妨通过“童心说”这把钥匙走进李贽当时的精神生活。

当初下了大决心弃官、弃家来到黄安，本想与颇通禅机的耿定理谈佛论道，但耿定理不久便过世，令李贽精神极度苦闷。因教育理念的巨大差异，李贽又与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发生思想冲突。这时，李贽发现黄安其实是个理学中心，人们普遍醉心于功名利禄，根本没有研究学问的环境，想结交几个真男子十分困难。李贽在给焦竑的信中感叹道：“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在给曾经的同僚骆问礼的信中，他也表达了苦闷的心情，同时告诉了对方自己解闷的方法：“新邑僻陋实甚……非惟出世之学莫可与商证者，求一超然在世丈夫，亦未易一遇焉……则其势自不得不闭户独坐，日与古人为伴侣矣。”李贽打算通过阅读历史典籍，寻找“胜己之友”，以获得精神快乐。

《初潭集》明刻本

李贽读史时发现“魏、晋诸人标致殊甚，一经秽笔，反不标致。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世者，画作俗士；真啖名不济事客，画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这就激发了李贽求真的思维品质，哪怕与千万人作对，也要推翻传统定论，包括为那些历史上被贬抑的女性正名，“以其是非堪为前人出气”。目结果李贽凭“童心”“真心”“直心”，发现了不少奇女子，并认为她们甚至胜过真男子。不过应该看到，李贽虽然高评武则天，但没有跳出“圣主明君”的窠臼；赞赏卫敬瑜妻子王氏是“义感禽鸟”的节妇，但还是在旧伦理中为女性歌唱。即便同情方氏、袁氏等女性的处境，他也终究未曾跳出以“贞节”“道义”为核心的封建女性评价标准，正如《初潭集》卷四末尾评语所云，“虽为节妇，为烈女，如卓老所夸羡以为非真男子不能至者”，本质上仍是将女性价值牢牢框定在传统伦理的枷锁之内。正如李贽所说：“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觌，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李贽为历史女性翻案，为优秀女性高唱赞歌，主要出于一贯的求真思维和随心而动的性格。虽有时代局限，但他的言论对重塑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三、“见无男女”：为现实社会中女子学道权辩护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写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 ），是李贽为现实社会中女子直接发声的主要文章，在文中他为女性参禅学道的权利进行了辩护。

李贽在麻城开坛讲学，吸引了很多善男信女，其中有澹然、自信等女性。李贽对澹然最为欣赏，互相以师相称。一次澹然生日时，李贽赠诗曰：“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称赞澹然是“世间僧宝”和“龙女”。李贽收女性为徒，谈禅论道，引起了卫道士的攻击与诬蔑，还有人告诫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发文予以回应。

“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李贽首先认同某人“妇人见短”的观点，但为何见短？究其根由在于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李贽认为正是各种伦理条规把妇女限制在闺门之内，因而也限制了她们的见识。在具体分析了什么是“短见”和“远见”后，李贽反问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贽认为见识的长短与性别无关，如果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处境，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学道”机会，女性通过“乐闻正论”，“乐学出世”，那么她们的见识，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所以他主张女性理应拥有学道的权利。李贽又以历史上邑姜、文母两位为例，说明女性中不乏卓越之人。如何可以男女之分对其加以歧视呢！文章最后以唐朝大诗人元稹因仰慕女诗人薛涛的才情，向朝廷要求去蜀地做官的故事，为自己与澹然等几位女性参禅学道做了辩护：“一文才如涛者，犹能使人倾千里慕之，况持黄面老子之道以行游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并辛辣地指出反对者乃“市井小儿”之见。当时的女性受封建礼教束缚较为严重，同样封建礼俗也不能容忍文人言行放浪，特别是与女人“授受不清”的事情。所以“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根本是反对李贽与女性的往来，维护封建秩序。然而李贽的率真并没有止步，他不仅反对女性不可学道，还是女性学道的践行者，他还将自己与几位女徒的信函结集成《观音问》公开发表。

姜太公之女、周武王王后邑姜

不久，湖北地方士绅无端将李贽与女弟子通过书信谈论佛道之举诬称为“男女混杂”，并大肆扬言要“正风化”将其逐出麻城。万历二十四年（1596 ），李贽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反戈一击：“彼其口出‘正风化’之语者，皆其身实大坏风化之人。”阅读李贽当时与女性交往的信件，确实无关风花雪月。随后李贽勇敢地表示：“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世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不过，李贽知道正统势力是极其强大的，最后只得哀叹道：“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男女混杂之揭，将谁欺，欺天乎？ ……山居野处，鹿豕犹以为嬉，而况人乎？此而不容，无地可容此身矣。”李贽否定了“男女混杂”的事情，接着又以“山野间动物尚能嬉戏，又何况人呢？”来维护自己与女性友人交往的权利，足见其内心的悲凉。

如何看待李贽与女性的交往及其对女性学道权的辩护呢？继续顺着“童心说”来理解他的思想逻辑。

李贽把家人遣送福建老家后，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因时时出游，恣意所适，长久以来的脾胃毛病竟然好转了。一位寡妇常来院中像供奉修行者一样向李贽送茶馈果，不久县城中谣言四起，后来李贽才知道因寡妇孤苦无依，受到了欺负，引起了流言，于是不顾僧俗界限和男女差别，带领众人上门“代伸冤屈”。李贽在这段时间的行事，完全顺从自己“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的志向。在耿定向以所谓“禅机”来解释李贽“入嫠妇之室”等事情时，李贽却明确宣称“皆真正行事，非禅也”；至于授业女徒，他表示只是参禅求道者之间交流，是“自取快乐，非机也”。联系起来看，李贽写作《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既是为了维护妇女平等的学道权利，也是维护自己求学论道的权利及交友的自由。

为了寻找精神同道者，李贽曾经向史书中探求，现在居然亲身碰到了几位在史评中曾经讴歌的“真男子”，当然感到欣慰和珍惜。他鼓励澄然时说：“认不得字胜似认得字，何必认得字也？只要成佛，莫问认得字与否。”开导自信时说：“既自信，如何又说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说自信也？试问自信者是信个甚么？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个甚么？” 特别是澹然出生于仕宦之家，喜好读书，识见卓越，超凡脱俗，她们正是李贽可以说法的“上上人”。后来李贽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 ）离开龙湖，外出游历，三年后澹然写信劝其归来，李贽回信道：“未可谓龙湖蕞尔之地，非西方极乐净土矣。”显然，因几位才华横溢同道中人给自己带来的精神快乐，更坚定了李贽对“绝假求真”的执着追求；因与几位同好精神上的契合，李贽对龙湖加持了特殊的感情，将之视为净土。

四、“本人情，切物理”：对李贽女性观的历史分析

万历三十年（1602 ）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参劾李贽，其中有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皇帝批示：捉拿治罪，他的著作一律销毁。目李贽的死与其女性“异端”言行有重要关系。万历二十七年（1599 ）《藏书》出版，焦竑作序曰：“听其言泠泠然，尘土俱尽。而实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若蛟龙之兴云雨，雷电皆至，霮䨴百里，即震惊者不无而卒赖其用，岂区区露细巧媚世好而足哉……余知先生之书当必传，久之，学者复耳熟于先生之书，且以为衡鉴，且以为蓍龟，余又知后之学者当无疑。”焦竑认为李贽的话乍听起来，显得不媚时俗，异端骇人，但其实顺应人情，切准事理，坚信当代社会贤豪和后世学者一定会理解并接受他。怎样理解焦竑所言李贽思想“本人情，切物理”呢？

焦竑雕像

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曾说：“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袁宏道的意见很有代表性。查阅清朝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其中有关李贽的书目有：

1.《九正易因》（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2.《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3.《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4.《初潭集》十二卷（内府藏）。

5.《李温陵集》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

6.《三异人集》（浙江巡抚采进本）。

7.《读升庵集》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等等。

《四库全书》中李贽的书籍大多来自民间收藏，可见李贽的《藏书》终见日，《焚书》焚不尽，客观上也说明了李贽的思想观点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但实际上是符合当时社会普遍的风俗人情。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李贽的女性观首先受到其个人性格和生活历程的直接影响，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同时也是对明朝中后期社会面貌的反应和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

泉州城南李贽故居内的李贽半身铜像

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南方地区私营工商业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安贫乐道的社会心态有所开放，求富享受的价值观念日益普及滋长，少数文人士大夫也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快乐。李贽说：“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意思就是希望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扩大思想自由。当时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重要性有所显现，伴随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领域不断拓宽，女性自身的生存和生活也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影响和冲击，进而促使其价值观、行为规范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三言二拍”之《二刻拍案惊奇》

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不仅为女性观念的新变化提供了某些条件，更成为李贽“异端”思想产生的肥沃土壤。所以，李贽称赞西晋女子李络秀时说：“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极度压抑人性，士大夫中“言不顾行，行不顾言” 的“假人”越来越多，“真人”却越来越少。虽然很多士大夫为获取精神上的快乐，希望与女性进行正常交往，但又不愿意尊重女性的人格和尊严。李贽明确地表达了对历史上“节妇烈女”的同情，并发出了“其有生之苦尤何如也！”的感叹。所以，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一些卓越女性时，李贽并不在意理学思想为社会定下的规则，勇敢地与她们交流，并维护她们的权利。

晚明追求“真情”，反对“假理”的社会习气，在《金瓶梅》、“三言两拍”、《牡丹亭》等文艺作品中也有较全面的反映，婚姻家庭、男女恋情等题材出现在了大众面前。《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主张反对假道学，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把情与理对立起来，尊情而抑理。当时公安派文学也主张崇尚“自然灵气”，反对模拟因循。李贽与袁宏道、汤显祖等人均有往来，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所以，李贽在阐发自己的文学观时大胆地宣称：“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之可止也。”为文如此，为人当也如此，李贽与女性交往时会依据童心的呼唤，直心而动，率真而为。

明朝中后期社会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但毕竟还处于“黑漆漆”的暗夜里，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加之李贽自幼阅读儒家经书，想完全摆脱儒学思想也是很难的。在撰写《初潭集》时李贽曾说自己“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也就是说，即使个人的形象变了，思维观念与表达方式也难以改变。更关键的是，李贽辞官后，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全部依靠地主士绅朋友的接济，故与底层百姓和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隔着很远的距离。任何人都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李贽也不例外，他既跳不出自己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当然也产生不了能够跳出阶级局限的新思想体系。李贽虽然尊重女性，维护女性的学道权利，并希望与女性能够正常交往，准确地说，还是属于“率性”“任真”个性的挥洒，其主要目的在于追求个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快乐，同时李贽在批判了传统加于女性的固有观念后，深切同情她们的境遇，但是他又无法为女性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最后只能无奈地把希望寄托于“早证无生之乐”的玄妙彼岸，故还无法将李贽的女性观上升到追求普遍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高度。

李贽故去四百多年，今天已有足够的时间跨度回看其思想与价值。李贽的“童心说”代表了阳明学的“极左”一路，反映了明清时期社会世俗化的思潮。任何封建思想伦理都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面，也有压抑人性的一面。任何时代的社会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自由的结合，李贽反对封建理学及其伦理道德，有争取人性自由的积极意义，但是，辩证来看，并不能简单地认定耿定向等人的思想都是虚伪的，甚至是反动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曾经说过，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李贽作为“剧中人”，既受到现成“剧本”的影响，但又由于特立独行的个性品质和果决的战斗精神，使自己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著名“剧作者”。李贽通过志同道合的朋友圈，广泛地传播了自己的“童心说”，更通过不断被烧，又不断被刻印的书籍，滋养了明清乃至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绵长持久地冲击了封建旧伦理，其反传统的思想特质客观上为后世的社会启蒙和妇女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